高句丽人：历史归属与民族认同的清晰脉络
高句丽（公元前37年—公元668年）是汉唐时期活跃于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民族政权，其疆域横跨今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北部。关于高句丽人的民族归属问题，需从历史渊源、政权性质、文化融合及现代学术共识四个维度展开分析，其结论明确：高句丽人是古代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，其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地方政权，高句丽人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。
一、历史渊源：扶余血脉与中原羁縻
高句丽政权由扶余人朱蒙于西汉建昭二年（公元前37年）建立，其统治集团源自北扶余。据《后汉书·东夷传》记载，高句丽与夫余“言语法则多同”，好太王碑铭文亦明确记载其始祖朱蒙为“北夫余天帝之子”。扶余族属濊貊人，是古代中国东北地区以熊为图腾的森林民族，其活动范围西至鲜卑，东接沃沮，南邻朝鲜半岛北部。
高句丽立国后，始终处于中原王朝的羁縻体系之下。西汉元封三年（公元前108年），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设立乐浪、玄菟等四郡，高句丽初属玄菟郡管辖；东汉时期，高句丽两次被汉军击败后归附；曹魏时期，司马懿平定辽东后，高句丽填补权力真空，但仍需向中原王朝称臣。这种“外藩内属”的关系在《三国志·魏书》中有明确记载：“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……北与夫余接，无牢狱，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。”
二、政权性质：中国边疆的地方政权
高句丽政权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地域性与从属性。其疆域以中国东北为根基，公元3年迁都国内城（今吉林集安），427年虽迁至平壤，但始终未脱离中原王朝的辐射范围。唐太宗征讨高句丽时，其军事行动被《资治通鉴》记载为“辽东本中国旧地”，而高句丽筑丸都城、尉那岩城等防御工事，亦是对中原王朝军事压力的直接回应。
从政治制度看，高句丽采用中原式官制，设相加、对卢、沛者等职，与《周礼》六官体系高度契合。其法律制度亦受汉律影响，如“有罪诸加评议”的审判方式，与汉代“乡亭里”三级司法体系存在传承关系。经济层面，高句丽与中原的贸易往来密切，集安高句丽壁画中出现的“骑马狩猎图”“农耕图”，直观展现了其受中原农耕文明影响的程度。
三、文化融合：汉化进程与民族同化
高句丽的文化汉化是一个渐进过程。东晋南北朝时期，五胡乱华导致大量北方汉人迁入高句丽，据《旧唐书·高丽传》记载，此时高句丽境内“中国人殆将半矣”。这些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、典章制度和儒家思想，推动高句丽从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国家转型。
唐灭高句丽后，其族群流向呈现三大特征：
融入汉族：唐太宗迁辽东、盖牟二州30万人入中原，总章二年（668年）再迁6万户至江淮、山南。这些移民的后裔至今仍存于汉族姓氏中，如河南洛阳县泉毖木墓地、高慈墓地的主人为高句丽王族后裔，鞍山高力房子《高氏族谱》亦记载其先祖为高句丽贵族。
融入渤海国：部分高句丽遗民随靺鞨人建立渤海国，辽灭渤海后，其人口迁至东蒙、辽宁、山东一带，最终融入汉族。
投新罗者寡：据《三国史记》统计，高句丽贵族渊净土率736户、3543人投新罗，安胜率4000余户投新罗，但这一群体在高句丽总人口中占比不足5%，且新罗本身亦属中国史书记载的“朝鲜三国”之一。
四、学术共识：高句丽≠高丽，历史定位清晰
现代学术界通过三重证据法厘清了高句丽与高丽的本质区别：
时间断代：高句丽（前37年—668年）与高丽（918年—1392年）相隔250年，二者无继承关系。
统治族群：高句丽以扶余—高句丽族为主体，高丽则由新罗人王建建立，其核心居民为“三韩”后裔。
国际认证：2004年，中国吉林集安高句丽王城、王陵及贵族墓葬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认定其为“中国东北地区古代民族政权遗址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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